文章导读
党史学习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素材汇编 “如椽巨笔1”微信公众号2021年6月 目 录 从党史中汲取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 1 从党史中学习科学思维方法 3 党的十八大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学习百年党史，回顾辉煌历程，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把握发展规律，凝聚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
感悟强大的真理伟力，始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指引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展现出巨大的现实解释力和实践引领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召开长江工作座谈会，实地考察黄河，考察南水北调工程，多次就治水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十六字治水方略，提出了“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为水利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深刻理解其中蕴含的坚定的政治伟力、鲜明的时代伟力、强大的实践伟力、科学的理论伟力、巨大的人民伟力、深远的世界伟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奋力奏响新时代治水强音，谱写新时代“春到上塘”的水利传奇。
坚守永恒的宗旨情怀，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宿迁是因水而生的城市，也是历史上水患频发的地区，兴水利、除水害一直以来都是我市重大民生问题，一部宿迁发展史就是党领导人民治水而兴、治水而富的历史，就是共产党人敢想敢干、攻坚克难的历史，彰显了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近年来，宿迁水利事业坚持民生为本，勇攀“先进更前进”高峰，聚力“跨越更超越”发展，高质量完成农村供水老旧管网更新改造任务，农村供水入户率100%；积极开展来龙、红旗、曹庙等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构建灌排通畅的农村水利体系；顺利建成黄河故道后续工程、南水北调尾水导流工程等一批重大项目，持续擦亮“水美城市、水韵名城”名片。我们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牢记和践行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书写好“水”这篇文章，传承匠心，守护初心，真正把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
更有保障。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勇于担当作为。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宿迁取得的发展成就，也是一代代宿迁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的结果，涌现了如彭雪枫、朱瑞等一大批视死如归、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王大锹、董大车等一大批在水利建设中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在这些革命先烈的精神感召下，宿迁水利人敢担当、善作为，成功战胜淮河超历史洪水、沂沭泗上游1960年以来最大洪峰；持续深化河长制湖长制，获国务院“河长制湖长制激励市”表彰；在全市作风建设大会上专门作交流发言，获“月度范例”“作风之星”双项先进我们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持续唱响新时代奋斗者之歌，将先辈们艰苦奋斗、不畏艰辛的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生动实践，维护健康水生态、保障全市水安全，全力服务好“江苏生态大公园”建设，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书写好“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水利答卷。
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和改造世界，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一个鲜明特征。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都是科学的思维方法。从党史中学习这些科学思维方法，并运用来观察、思考、分析问题，有利于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战略思维体现了战略预见能力，它以历史的厚度、世界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统揽全局、把握事物发展的态势，能察觉别人所未觉，能知别人所未知，从而赢得战略上的主动、部署上的先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中国共产党是具有战略预见能力的政党。在革命遭受挫折，面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迷茫和质疑时，毛泽东同志基于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把握以及实践经验，以深邃的眼光和战略思维，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光辉著作，描绘了革命的光明前景，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出路，坚定了人们的信心。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辉煌成就，充分体现了党的系统性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是领导干部应具备的能力。从党史中学习战略思维方法，就要深刻领会战略思维的时代价值，学会运用这一思维方法分析大势、谋划未来，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把握方向和谋划大局的能力。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思维是运用正确历史观认识历史、把握现实和未来的一种思维方法。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蕴含着对什么是历史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历史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
程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1984年，邓小平同志基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智慧和启迪，指出“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历史的重要性、什么是历史、如何看待历史，以及如何借鉴、传承和运用历史等作了深刻阐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他以整体历史观、大历史观，论证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启迪未来。从党史中学习历史思维方法，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中做到“古为今用”“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善于从历史中借鉴经验、汲取教训，科学研判前进方向，更好地开创未来。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思维是辩证唯物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科学运用辩证思维方法，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能够统筹兼顾各种矛盾，既看到事物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看到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既看到主流，又看到支流；既看到有利的一面，也看到不利的一面；能够采取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妥善处理好局部与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用辩证法驾驭全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提出灵活机动的“游击战”，预言抗日战争为“持久战”等，辩证地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准确把握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下充满辩证思想的《论十大关系》等光辉著作，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运用辩证思维，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等等，提出许多充满辩证思维的重要论断。
当前，面对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增辨析之能、赋驾驭之力尤其重要。我们应当通过学习党史，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
创新思维是正确认识事物、做好领导工作所必备的思维方式。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政党，百年党史就是一部创新精神的彰显史，一部自力更生创新图强的历史，一部不断开拓新境界的历史。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革命现实，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相关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现成经验，党内“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不断干扰打压的情况下，创造性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思想，提出和发展了“思想建党”“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建党建军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课题，我们党以苏联为鉴戒，不断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不长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创造性地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邓小平同志以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创造性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思想，在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沿海创立经济特区，在香港和澳门实施“一国两制”，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不朽功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从党史中学习创新思维方法，要立足新时代，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底线思维是问题导向性和积极防控性思维，它的实质在于把握事物性质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临界点，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的结果努力，强调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主动应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
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底线思维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这种思维贯穿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建、改革、发展、稳定等方方面面。比如，在改革问题上，强调头脑必须清醒，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生态建设方面，强调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党建方面，严明党的纪律，划出了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等。
当前，面对前进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要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深刻理解底线思维方法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并自觉运用好，有准备地应对风险挑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我们既要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尤其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
2011年，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加深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又强调了“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2]。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历史、党史非常重视，多次发表关于历史、党史、国史相关论述，特别是有关党史的重要论述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新热点。因此，为推动对习近平党史观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学术界研究成果进行文献梳理，厘清习近平党史观研究目前的侧重方面和主要脉络，准确理解该领域理论成果，并分析目前研究不足之处，探索今后的研究趋向。
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历代领导集体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都会发表观点和看法。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围绕历史特别是党史，提出了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对党史工作、学习、教育等各方面都做出了概括总结，丰富和拓展了习近平党史观的主要内容和表达形式。目前，对习近平党史观的研究也多从其具体论述出发，对于该名词的概念界定研究较少，如陈宇洁总结到：“习近平党史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期，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为实现这些目标，借鉴党史经验而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关于认识党史、研究党史、学习党史的根本观点和看法。”[3]该观点将习近平党史观看作党领导集体和全国人民的智慧结晶，该定义明确，强调党史经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习近平党史观并不是来源于个人主观意志，而是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历代领导集体党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都为习近平党史观理论逻辑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理论来源这部分的研究较多，其中以杨凤城、王青云、陈宇洁、陈蒙、郑燕燕的研究较为细致深入。从
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看，杨凤城认为，从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次集体学习内容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既立足新时代，又擅长运用大历史观，历史、辩证地看待党史中的重大问题。[4]从对历代领导集体党史思想的继承发展方面来看，王青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史论述的形成不仅源于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还来源于历届中共领导人党史思想。[5]陈宇洁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历代领导集体党史观的形成、发展、凝练影响深远。因此，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几位领导人党史观的继承与发展，促进了习近平党史观形成与完善。[3]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角度来看，陈蒙、郑燕燕认为，习近平党史观理论来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性、规律性的把握，也就是说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成熟，同时也来源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主流、本质的准确定位和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的科学群众观。[6]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科学的理论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并得到升华。但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关注较少，相关论文对实践来源稍有提及或直接略过。对此着墨较多的主要有王青云，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成长于革命家庭，对党史耳濡目染，并在多个地区、岗位任职，工作经验丰富，多次参观红色文化展览馆、纪念馆，所以习近平党史观形成也是基于其个人人生阅历，多年施政实践。[5]
创新。[7]
吴德刚认为，要重视各级党委对党史工作的作用，加强培养德才兼备的党史工作者，特别是培养党史工作者的辨别真伪、明辨是非的能力。[9]
关于科学看待党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11]这方面研究颇丰，其中以姚远、杨凤城、况建军的研究较为深入。姚远认为，要重点关注党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不刻意回避党在发展历程中对民族解放事业所作贡献和两大历史任务路径选择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也不能刻意忽视党对
国家命运的艰难探索；同时，也要正确认识党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曲折，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直面、重视各种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清主流和支流，围绕问题本身进行分析，不因局部、短暂错误而否定整个党史。[12]杨凤城进一步认为，从党的整个历史看不能回避或掩盖错误，但错误始终是支流，重在吸取教训，党史研究应注重弘扬成就、优良传统、经验，彰显主流和本质。[4]况建军也从行动层面提出，要以“主线、主流”作为评判党史的准则，对于否定中国革命历史必然性、新中国伟大成就的言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7]关于“两个不能否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3]蔡润林、江宇对此有较深入的分析。蔡润林认为，要用“两个不能否定”根本政治原则来指导党史国史研究，当然党和国家所走过的曲折需要反思，但党的领导本质不容否定。[14]江宇认为，虽然改革开放前30年有过曲折发展，但是同旧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相比较，客观地讲这30年是快速发展、成就显著，改革开放前的积累为改革开放后积累了产业、人力资本、国际环境、制度红利，两个历史时期对应的不同历史条件说明，不能简单地将这两个时期看成简单对立关系，因此不能为了突出改革开放后的正确，而全盘否定前者。[15]
关于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16]对这方面的研究，董海涛、张笑龙、郭群英进行了深入阐释。董海涛认为，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是一个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有着指导思想明确、视野宽广、问题导向、实践务实的特征，并坚持全面、辩证、历史、具体地看待分析历史人物，采用阶级分析方法，坚持人民为本的价值观。[17]张笑龙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人物的论述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将历史人物放在具体时代来进行考察，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理想信念坚定、重视人民群众、实事求是的思想。[18]郭群英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评价历史人物遵循了全面性、历史性、辩证性的基本原则，廓清了评价历史人物的误区，发展了历史辩证法、阶级分析法，有效回击了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19]
学理性和针对性，以提升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29]王永芹、李彦群认为，党史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激发前进力量，严格管理自我，要坚持创新教育方法，形成长效机制，磨炼心性，砥砺品格，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强化项目式学习的过程管理、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党史教育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应用网络技术拓展党史国史传播平台。[30]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党史工作、学习、教育等方面作出了观点鲜明、阐释精准、发人深省的重要论述，在党史研究、学习、教育方面有着思想指引和方法论指导的价值意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还有待深入。姚远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党史论述有利于人们对党史保持正确认识，抵御错误思潮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凝聚共识，坚定理想信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12]程光安认为，党史能帮助人们思考为何要坚定理想信念，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为何中国共产党发展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大党，如何砥砺前行、续写辉煌等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问题，同时习近平党史观也能帮助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使其不忘初心、砥砺前行。[31]
继续全面搜集梳理习近平党史观相关文章、讲话、谈话、著作等，整合主要观点与方法，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史学理论思想和历史研究方法，将习近平党史观和史学理论结合研究，进一步研究其党史观的思想渊源和哲学归属。
鉴于习近平党史观是对历代领导集体党史观的继承与发展，可将习近平党史观与历代领导集体的党史观进行比较研究，同时结合新时代的新背景、新变化、新发展，凝练出习近平党史观的定义、内容、方法、价值等，形成更为系统、完整、准确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习近平党史观形成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代领导集体党史观的继承与发展、个人实践经历等，主要包括党史研究和学习教育两方面内容，深入研究习近平党史观，不论是对党史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党史工作领导、正确看待党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还是对于加强党史学习与教育，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总之，对于习近平党史观的研究既要结合时代背景，立足相关理论，又要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方面发表的新论述，提炼新观点，不断深化对习近平党史观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论断，一时间掀起了对“革命”这一话题的探讨，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学界围绕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办”进行了讨论，试图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挖掘“革命”的时代新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学界围绕党自我革命的理论基础和科学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为进一步探索“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进行自我革命”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第一，学界较为一致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论述看作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基础。如李思学和李敬煊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党自我革命的论述是党自我革命的理论资源。［1］第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张太原强调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品格和优势孕育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中。［2］第三，立足于新时代，李君如认为党的自我革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思想”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3］
对党自我革命科学内涵的理解是科学阐释党自我革命理论的前提，学界围绕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一些学者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出发来概括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基因，这一精神基因表现为彻底的革命品格和革命精神。［6］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这就要求党的一切活动都要围绕着党的使命展开，因此党的自我革命在使命型政党的要求下具有了过程性和目的性。基于此，一些学者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过程和目的来把握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是一个综合的理论体系，是由各个方面构成的。因此有一些学者从党的自我革命的结构和要素方面来理解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14］还有一些学者从主体方面指党的自我革命不仅仅包括广大党员干部、还
包括各级党组织。［15］
自我革命不同于其他革命的地方在于其主体和对象都是自身，因此必须在理论上说清楚党自我革命的动力来源于何处，否则无法凸显党自我革命的特殊性。学界围绕着党自我革命的动力来源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18］
如果说对党的自我革命动力来源的分析和研究能够突出党自我革命与其他类型革命之间的区别，那么党自我革命的特征则从整体上区分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与国外其他政党革命的本质区别。围绕着党自我革命的特征表现，一些学者从时间尺度、价值目标和结构功能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综上所述，学者们围绕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基础和科学内涵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概括出了党自我革命的基本形态，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混淆党的自我革命、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割裂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与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自我革命之间的关系，单一理解党自我革命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要解决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这几大问题，需要学者们继续深入探究党的自我革命在党的建设中的位
置，深刻剖析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延续性、现实创新性，未来指向性，全面理解党的自我革命在整个革命话语体系中的方位。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深刻的历史意蕴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学界从理论维度、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探究了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原因，初步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进行自我革命”的重大课题，为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有着科学的理论依据，这些理论依据成为党进行自我革命的理论支撑。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原因理论之维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善于从历史的教训中总结经验，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党之所以要进行自我革命，是因为党在当下的遇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自我革命是时代的诉求。学界从现实之维探究党自我革命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种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8］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使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紧密相连，因此推动社会革命需要党的自我革命。
［29］姚桓和黄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是党领导和推动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3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
根据这一观点，少数学者也从世界意义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原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强大的生命力，对其他各国政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凸
显了中国共产党管党和治党的进一步深化，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与智慧，为21世纪世界各国政党组织兴党强党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和参考。［33］
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原因理论之维、历史之维和现实之维的探究是党在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的依据，必须从细微处入手，更加细化地从理论、历史和现实角度分析党自我革命的原因。
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推进自我革命，学界分别从“个体—组织—制度”“立场—方法—态度”和“意识—力量—规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为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基本的路径与方法，基本回答了在新时代“如何推进党自我革命”的问题。
“个体—组织—制度”论认为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首先要从个体入手，实现个体层面的变革，其次要加强组织自身建设，推进党组织的自我革命，最后要完善各种制度，为党进行自我革命提供支撑和保障。吴春梅认为自我革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依托个体、组织、制度协同推进。从个体层面来看，理性信念教育是实现自我蜕变的有效途径。从组织层面来看，党组织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制度层面来看，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同时发力，建章立制，推进党各项建设无缝对接，统领党的建设。［34］渠彦超和张晓东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自我革命首先要注重思想引领，清除党内思想不纯的问题，重点是要关注党员干部的思想改造。其次是要加强党组织的建设，维护党的统一集中领导。最后，也要注重健全党内法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35］
“立场—方法—态度”论则是认为党自我革命要从坚定政治立场出发，采取科学的方法、不断提升对党自我革命认识的能力，进而形成正确的自我革命观，最终实现自我革命。刘晓丽认为，党的自我革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自我革命方向和信仰共产主义的立场，坚持创新与守正的方法，保持正视问题和刀刃向内的态度。黄蓉生和方健把党自我革命的立场总结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把党自我革命的方法凝练成抓重点、讲策略和谋长远的方法原则。
“意识—力量—规律”论是指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要坚持问题意识和革命意识，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要敢于革命，这就要求党必须掌握科学执政的规律，通过各种方式增强自我革命的能力。舒艾香和郭群英等认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首先要增强自我革命意识；其次要通过强化党的宗旨意识，提高自我革命的本领，探索自我革命的方法，锻炼自我革命的毅力来涵养党自我革命的能力；再次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抓好关键少数和健全约束激励体制来把握党自我革命的科学规律。
“辩证关系”论强调了党自我革命的关系属性，认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需要协调处理好各种辩证关系。唐棣宣和吴光会认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需要坚持目标引领和解决问题相统一，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陈柏灵指出，我们要深刻领会党自我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处理好自我革命中内化于心与外化于行，主动检视自我与外部推动，正向激励与监督问责，普遍受教育与“关键少数”之间的辩证关系。概而言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一个“内外兼修”的过程，既需要党员和党组织从内部推进，也需要体制机制从外部保障。但是不论是“个体—组织—制度”论，还是“立场—方法—态度”论，亦或是其他观点都只关注了推进党自我革命整体意义上的内外之分，对于党员内部、不同层级的党组织、不同体制机制之间的位阶还未有明确的区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从党员来说应区分“关键少数”和“绝大多数”，从党组织层级来说要区分基层党组织和非基层党组织，从体制机制来说要区分根本体制机制、基本体制机制和主要体制机制。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于“党的自我革命”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些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党的自我革命明确提出的时间还不长，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宣传性、重复性和碎片化的研究成果较多，仍需要加强对党自我革命的系统化、学理性研究，特别是站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高度，揭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与传统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党的自我革命如何转化为政党治理效能，以及党的自我革命如何制度化等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进一步加强，这也就要求党需要把自身建设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位置，而党的自我革命就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一些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分析了党自我革命的动因、以及完善和加强党自我革命的途径，从宏观层面探析了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价值意义，这些研究对于从整体上把握党的自我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党的自我革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对其进行差异性的研究是探索党自我革命特殊性的必然要求。革命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重要的话语体系，自我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中的特殊部分，它的构成要素，各要素之间的互动联系以及核心要素的突出作用等，更应该从革命的视角阐释清楚，尤其是要深刻阐明党的自我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中的地位和价值，认真探究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之间的关系，学理性的剖析党的自我革命在政党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意义。
党的自我革命虽然是一个新提出的概念，但是作为实践却早已存在于共产党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因此要立足于政党理论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政党治理的历史逻辑，强化党的自我革命的系统性研究。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因此在对自我革命研究的过程中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深刻剖析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关于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论述，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提供理论来源。另一方面，西方政党理论关于政党产生原因、政党功能价值，政党与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等分析为学者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可以从这些视角来探讨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但是也要防止党自我革命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要善于反思西方政党理论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解释力，敢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坚定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以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不断推进党自我革命的系统性和创新性研究。
推进党自我革命的创新性研究需要进一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这就要求要善于利用中国特色的话语资源。中国共产党进行的自我革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作为中国共产
党自我革命的一般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话语资源为党自我革命提供了中国基因，敢为人先、勇于内省等传统文化价值为党的自我革命添上了中国色彩。除此之外，加强对于党自我革命创新性研究还需要利用好时代话语资源，区别好传统革命话语与时代革命话语、防止传统“不断革命”论和“告别革命”论的产生。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正如前文所说，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党自我革命却贯穿于党的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国内学者已经从党自我革命的历史发展来总结新时代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他们的研究有利于从历史的逻辑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但是多数学者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党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忽视了改革开放之前党对自我革命的探索。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要从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进程中去获取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把握党自我革命的科学规律，挖掘党自我革命的时代特征、运行机制，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历史经验。
同时，党的自我革命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的重要方面，关乎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但是，目前国内对于中外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的比较研究还比较欠缺。因此，进一步加强对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重要方向。可以通过宏观视角分析原苏联东欧国家、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也可以从微观分析苏联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进而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有益经验。尤其要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优势和意义。
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史中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底色。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强调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这是有很深考虑的”。回望历史、聚焦当下、面向未来，我们要从价值取向、问题导向和实践指向相统一的高度来深刻理解这一重要论断，不断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坚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直至光辉彼岸。
革命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份标识和政治本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这些重要论述昭示着“行程万里，不忘初心”的决心，砥砺着“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坚定着“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的信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革命到底精神是内在统一的关系，说到底是一个革命的过程，也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并一以贯之地体现到党的全部革命实践之中。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并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初心蕴含着对自身起源的追思，对人民立场的笃定和坚守；使命彰显着对初心的矢志不渝，对革命事业的坚持不懈、坚韧不拔。在战争年代，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定决心；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继续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持续不断地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继续向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革命只有进行时，没有休止符。曾几何时，“告别革命论”“革命过时论”等去革命化思潮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为此，我们应该从“革命者”发扬“革命精神”以实现“革命理想”的视野和高度，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错误观点和言论。
中国共产党是因革命而诞生、因革命而壮大的政党。应当认识到，推翻旧势力、建立新中国是革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四个伟大”同样也是革命。我们党从来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革命的完成，更不是对社会革命的否定，而是对革命事业的赓续传承，体现的是社会革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行百里者半九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始终以“革命者”的姿态和“赶考”的状态，答好新时代的“考卷”，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为引领，继续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100年的伟大社会革命推向前进。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越是长期执政，越是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越容易因胜利而骄傲、因成就而懈怠、因困难而退缩。对于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的种种精神懈怠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保持着高度清醒的洞察力，指出“我们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告诫全党“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
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对革命到底精神没有高度重视，仅仅将其视为革命战争年代的“过时”文化。这不仅会使革命处于一种失语和边缘化的境地，更容易使自身思想蒙尘、精神懈怠。
精神懈怠在部分党员干部中有以下主要表现：或缺乏“先干一步、多干一点”的主动担当，慵懒懈怠、为官不为；或不把为民服务当事业看、拼全力干，而是当差事看、当副业干，一心只想当“稳坐钓鱼台”的“太平官”；或遭遇职业生涯“天花板”，自感升迁无望，便滋生“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
坏一个样”的懒政思想；或不愿冒险、怕闯红线、怕挨批评而“不敢干”，认为“决策好没人知，决策错要自己埋单”，把“不出事”作为最高原则；或如惊弓之鸟，担心引火烧身，宁可不做也不愿做错，推卸责任“打太极”，欺上瞒下“和稀泥”，当起工作中的“二传手”和“甩手掌柜”；或贪图名利、享受，丧失理想信念，坠入贪污腐败的深渊
这些精神懈怠的现象，说到底就是忘记了初心、褪去了本色，缺乏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一旦产生了这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和“喘口气、歇歇脚”的心态，党员干部就容易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交，就容易不思进取、庸政懒政混日子。这不仅很难将我们进行了100年的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直至光辉彼岸，而且可能使已经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
回顾百年党史，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使无数“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从而取得了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一再告诫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丝毫容不得平庸苟且，容不得碌碌无为，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革命精神，强调理想信念，强调要培育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继续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革命本色，将革命进行到底。正在扎实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史为镜、以史明志，感悟并发扬一代代共产党人在面对生死考验、困难挑战时表现出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革命到底精神，保持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那种励精图治、激情飞扬的精神状态和革命干劲，始终以艰苦奋斗的昂扬姿态解决问题、破解难题，在开创新的历史伟业中奋勇搏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强调“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由我们党所处的特定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身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党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有许多崎岖坎坷，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在这个关键节点，容不得任何停留、迟疑、观望心态，必须持续发扬革命到底精神，在新征程上一鼓作气、继续奋斗。
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既是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统一的现实展开，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具有普遍规律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而斗争的本质就是认识、分析和解决矛盾，发扬革命到底精神，就是作为实践形态的斗争在主观形式上的能动反映。
中国共产党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卓绝的革命史、可歌可泣的斗争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革命到底精神孕育和发展于党的伟大斗争史，刻写着我们党的红色基因，成为我们迈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今天我们进行伟大斗争，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枪林弹雨、烽火硝烟的考验，可能更复杂多变。在新征程上，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
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是艰难曲折、充满矛盾斗争的。在各类风险挑战的不断冲击下，一些短期性、长期性问题并存，周期性、结构性矛盾交织。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想要化解和克服这些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初心不改、本色不变，深刻把握斗争形势、坚定伟大斗争意志、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同一切危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危害人民根本利益，危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进行坚决斗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不少地区和部门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为此做出多方面不懈努力，使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坚持和加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要求，中央政治局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一次。《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
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央还就加强国有企业和高校党的建设作出部署，为加强党对国有企业和高校的领导提供组织和制度保证。
在上述一系列举措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有理由相信，随着这些部署的落实，党的领导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党一定能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党中央提出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重要观点。回顾过去这段历史，党的政治建设在继承传统经验基础上，经过漫长的摸索实践，发展成为如今与时代和现实需要相契合的产物。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宝贵经验，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走好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历史进程与“存续”动因进行研究，提出党的政治建设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认真的分析了党所面临的危险和考验，在继承了党历来的政治建设优秀成果及经验基础上，高度重视全面从严治党，在许多重要会议及场合上都强调党要管党，要从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在具体实践上，更是提出了开展党内教育实践活动、出台完善法规制度、加强党内政治文化等一系列方法和途径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开展党内教育实践活动，站稳政治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还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都是为了净化党内风气，维护党内团结统一，坚定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从而达到思想上入党的目的，解决政治上入党的问题，帮助共产党员站稳政治立场。
完善法规制度，净化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党组织和党员的“底线”作出了明确规定。2019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总体要求及路径作出了明确规定，通过出台法规制度、完善顶层设计，及时的纠正党内的不良作风问题，解决了一系列危害党生存的问题，对铸造忠诚老实、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提供了法规指导，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提升干部党性修养。良好的政治文化对于推动党的政治建设，永葆党的政治本色具有重要意义。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为加强党内政治文化，着力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党提出将“四个意识”作为选拔干部的基
本标准，严明党的组织制度，健全政绩考核体系，坚决抵制“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打造清正廉洁的政治文化氛围，以实现永葆党的政治本色的根本目的。
党的政治建设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一直融入在党的建设布局体系之中，且作用越发至关重要。
党的政治建设的目标之一是永葆党的生命力，促进党内团结统一，利于帮助党提高战斗力和创造力。因此，如果忽视党的政治建设则可能会导致党缺乏权威性和领导力，使之偏离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进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前途命运。
我国无论是在经历哪个阶段，都长期面临着国际环境形势的外部考验、国内经济发展的市场考验以及党内出现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和脱离群众危险。这些党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迫使党的政治建设尤为重要，这些严峻形势客观上要求要从严治党必须把政治放在首位，实施政治挂帅，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政党是应政治需要而生、为政治发展服务、借机谋取政治利益的政治组织，其各项基础性建设都必须服从服务这一政治目的[1]。换言之，党的政治建设是政党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主要路径，是其政治目的的化身，而党的其他基础性建
设又都是政党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所采取的措施。所以不可避免的，党的政治建设之思想精髓已渗透在党的其他基础性建设中。反过来看，政治是中心，是大局，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及反腐倡廉等其他基础性建设又都是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之下所运行的。所以，党的政治建设和其他各项基础性建设的关系不是平级和并列的关系，而应是幕后和前台的关系。
从历史进程来看，党的政治建设对党的建设起牵头管总的作用，与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纪律建设及组织建设等党的各基础性建设之间是“父子”或“总分”的关系，是体现一个政党能否保持自身的政治特色和政治品质，完成自己政治目标的政治属性，对新时代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生命力具有宝贵的经验启示。
纵观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历史进程彰显了一个真理：理论联系实际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工作。党的政治建设从最初的显性阶段发展到今天的统领地位，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将理论联系实际，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最好证明，用它武装全党干部，可以加强干部的理论修养和思想素质；可以帮助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精神脊梁之基；可以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站位，帮助其树立“四个意识”，为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生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前，我党部分党员存在着一些错误思想，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突击任务，学习教育活动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认识不深，学习不够等现象，导致全面从严治党在具体实践没有形成全党合力，成效缓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党员干部做到两个方面的要求：
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瓶颈。
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直接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相对稳定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历代党中央都十分重视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着重在政治文化的营造和政治生态的塑造上下功夫，正是党中央强有力的措施和坚决的执行力，才为中国今天取得的成绩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新时代下，在我党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清楚的认识到，党内还存在部分党员党性根基不深、党性修养不够，导致自觉抵制社会上糖衣炮弹的能力不够等问题。因此，领导干部要着重从两个方面下功夫，为积极向上的政治文化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奠定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3]。”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党对党的政治建设探索轨迹中，不难得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要加强党内民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之统领，它决定党的发展方向和政党性质。当前，新时代下要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就需要继续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发展党内民主过程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政治方向、政治路线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换句话说，要实现加强党内民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促进党内团结统一，就要
在增强“四个意识”上下功夫。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作用和价值越发凸显，已经成为我党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政治统帅和不可或缺的主要力量。其对于我党事业的发展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而政治建设的主体在于人，要落实到全体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这就要求全体党员要同心协力，自觉履职责任担当，进而才能使党的建设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不懈奋斗，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以及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限于篇幅，本文就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以人民为中心四个侧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略作阐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管理模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单位人逐渐变成社会人，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不可避免地对党内生活带来消极影响：有的党员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有的搞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对中央决策阳奉阴违，或者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有的以人划线，拉帮结伙，搞小山头，拉小圈子，结党营私，搞非组织活动；有的党组织对违反政治纪律的错误言行不在意、不报告、不抵制、不斗争，不查处；有的领导干部跟组织讨价还价，不服从组织安排，组织观念薄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严重；有的领导班子既有民主不够、个人说了算的问题，也有集中不够、各自为政的问题，互不买账，内耗严重，组织涣散；有的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不正常的人身依附关系；有的办事不靠组织靠关系，关系网越织越密，潜规则越用越灵，等等。总之，党的领导出现了弱化、虚化、边缘化倾向，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同时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大力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同时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严厉查处腐败分子，努力健全监督体系，涵养和净化政治生态，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并巩固发展。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管党治党日趋严紧实，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然而，长期以来，受历史惯性的影响，我国经济一直延续粗放式增长模式，其突出特征体现为“两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污染和低效益。为追求高速度增长，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盲目扩张。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4．6619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1．4%，GDP约占世界总量的6%［2］。但是，为了实现这样的增长，我们仅仅消耗的煤炭资源就接近全世界煤炭消耗总量的50%，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煤炭消耗量的总和［3］。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带来了严重的高污染。我国每年排放的废水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排放的CO2占世界第一，一些沿海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甚至出现不少癌症村。而如此的资源高投入、环境高污染，换来的却是低效益，如我国钢产量雄居世界首位，却大而不强、胖而不实。总而言之，我们消耗了大量资源、污染了不少环境、产生了若干不协调，才创造了这些带血的GDP，致病的GDP，低价值、难循环的GDP！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大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这种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转变发展方式可谓刻不容缓。
转变发展方式，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4］崇尚创新发展，而不是主要依靠投入增长；注重协调发展，而不是继续“野蛮生长”；倡导绿色发展，而不是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厚植开放发展，而不能背离世界大势；推进共享发展，而不能搞两极分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打造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其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努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我国经济产生更加深刻、更为广泛的历史性变革。
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系统的思想观念，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国内外敌对势力兴风作浪，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寻机发声，相互呼应；“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此起彼伏，蛊惑人心；“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态消亡论”“非意识形态化”等挑战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不同程度地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西方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社会思潮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地位；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败坏社会风气，消解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发展；“颜色革命”“异见分子”和“西化”“分化”不断给中国添乱。如此等等，无不直接体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其根本目的就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让共产党人丧失理想，丢掉信念，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就涉及意识形态领域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等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很强思想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要讲话，这些讲话涵盖了新闻舆论、文艺创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经济工作搞不好会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会出大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旗帜鲜明讲政治，对错误思潮要敢于亮剑，不要爱惜羽毛，当好好先生；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都不能改变；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的系列讲话，内涵丰富，观点鲜明，十分精彩，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科学指南。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主旋律响亮，正能量强劲，文化自信进一步增强，从根本上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早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多次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5］在这一政策的引领下，我国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很快先富起来了，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
2015年11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反复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努力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兑现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推进棚户区改造和“厕所革命”，推行垃圾分类，谱写了人类反贫困的历史新篇章。现行标准下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累计脱贫近1亿人，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多年年均超过千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提
高到77．3岁。［6］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强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但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7］全会首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来，在2035年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从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4亿中国人朝着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还有很多，诸如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等等。总之，新时代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举措，也是新时代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党的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从2012年至今，已经在全党开展四次集中教育，回顾与比较分析四次集中教育，对于我们加强党的队伍建设，更好发扬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回顾党的历史，可以看到，党内集中教育从来就伴随着党的建设全过程。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至今的这三个时期中，有较大规模的党内集中教育共计19次，且经历了从肃反到延安整风、从运动到活动、从活动到主题教育的三次制度变革①。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集中教育主要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历史阶段②。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党的集中教育体现出了新的历史特点。
内集中教育都持续半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2013年6月开始，到2014年9月底基本结束。“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2015年4月开始，到201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基本告一段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从2016年2月开始，到2017年4月开始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2019年6月开始，到2020年1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为标志基本结束。前三次党内集中教育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五年内开展的，第四次党内教育是在党的十九大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展的。在八年内有条不紊开展四次全党自上而下的集中教育，基本覆盖全体党员，无疑是非常紧凑的安排。
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④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贯彻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为切入点，着重突出作风建设，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作为有力整治的对象，“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⑤。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深化，“三严三实”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此次党内主题教育聚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把思想教育、党性分析、整改落实、立规执纪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持实事求是，改进工作作风，着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⑥。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以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为基本要求，以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为根本任务。其主要任务是：教育引导党员自觉按照党员标准规范言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团结统一夯实基础，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以“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为总要求，根本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具体目标是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这一目标任务，体现了党对新时代党员干部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政方面的基本要求⑧。
总的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四次党内集中教育存在共同之处，包括重视坚持人民立场、重视强化理论武装、重视突出问题导向、重视强化主体责任等，但每一次党内集中教育都针对党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而有所侧重。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侧重党的作风建设，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着力于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推动领导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旨在加强全体党员的思想理论武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围绕总要求，重点是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推动全党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打铁还须自身硬。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比较这四次党内集中教育，特别是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总结它们的基本经验，对于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进而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党内集中教育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与经常性教育的结合，同向发力才能相得益彰，对于建设伟大工程、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实践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坚定不移地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制定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宏伟蓝图，展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壮丽画卷。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户籍管理制度、就业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方面，不断深化发展，成就巨大。
自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①大致经历了自由迁移期（1949年—1958年）、严格控制期（1958年—1978年）和半开放期（1978年—2012年）三个阶段。长期以来，户籍制度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措施，在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许多长期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还没有落户，许多农业转移人口还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城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才突破50%，而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很多都超过90%。城镇化受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体制制约，能否给户口簿松松绑，为农民进城打开一扇“希望之窗”，直接关系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败。这些都对户籍制度形成了问题倒逼，提出了改革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户籍制度改革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先后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审议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央领导还多次听取汇报，开展实地调研，对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研究提出要求。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作出部署。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①。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快改革户籍制度，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推动农民工平等享有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住房租购、文化服务等基本权益②。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③。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要求，经过近一年酝酿，2014年7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④（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规定，要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基本建立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就业为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为基本形式的户口迁移登记制度，建成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以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提出实现1亿左右人口落户城镇的目标，目的在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实现“市民梦”，融入城市社会，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2014年3月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⑤确定了这一发展目标，提出户籍制度改革要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同步。
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十分突出。东部一些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的城镇化潜力有待挖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特大城市和部分大城市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公共安全问题等“城市病”日益严重，需要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因此，需要兼顾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东中西部地区的不同实际，根据人口规模和综合承载能力的不同情况，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
具体来讲，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就是基本没有门槛。只要群众有意愿，有合法稳定的住所，都可以落户。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就是门槛较低。只要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等条件，按照先后顺序排队，有落户意愿的一般都可以落户。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就是降低门槛。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具有一定规模对经济发展、城市交通、居民生活、节约资源有利，但过犹不及。中国大城市情况不尽相同，落户政策也要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可能，相应有所区别。城区人口100万—300万的城市还有发展空间，能放开落户条件的尽量放开。城区人口300万—500万的城市要适度控制落户规模和节奏，防止人口发展过快，落户条件就要严格一些。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个政策导向非常明确。一些特大城市尤其是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人口压力很大，已经消化不了，不能再扩大人口规模，增加新的负担。首先，要严格户口迁移政策，改进和完善现行落户政策。坚持因城施策、一城一策，根据城市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按照总量控制、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合理解决落户问题。户籍人口比重比较低的城市，要逐步提高户籍人口比重。其次，特大城市要科学定位城市功能，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引导人口有出有进，使人口结构更加合理。
这次户籍制度改革没有简单以城市行政级别来确定落户政策，而是按照人口规模来确定各类城市落户政策，不与城市行政级别直接挂钩，不仅符合各地实际，而且也有利于各地因地制宜地确定落户政策，有利于引导人口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序落户。
户籍制度改革与有关经济社会领域改革统筹配套，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方面，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公平有序地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问题，确保他们全面平等享有当地常住户口居民同等的待遇。另一方面，协同推进相关领域配套改革，让在城镇就业居住半年以上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子女教育、就业扶持、医疗卫生、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等方面逐步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这次改革，是对户籍政策的一次总体调整，在全国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对合理布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引导人口分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进行的综合配套改革，与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土地等方面的改革统筹配套、协同推进；是对新型户籍制度的一次整体构建，包括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居住证制度、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等。改革决心之大、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措施之实，是前所未有的。
就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千家万户的“钱袋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关系着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稳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给就业形势带来深刻影响。就业工作仍然面临较大的压力，既存在农民工招工难、大学生就业难等传统的结构性矛盾，又有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如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一年就有上百万的职工需要安置。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党的十八大提出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相
结合方针。2015年5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①。同时，围绕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提出一系列政策。一方面，努力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增强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完善就业失业监测统计制度。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畅通职工表达合理诉求渠道。
深化就业体制改革和实施就业优先的政策，使我国就业形势和城镇失业率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下保持了总体稳定。2013年—2016年，中国累计城镇新增就业人数5258万人，连续4年保持在每年1300万人以上。①就业大局稳定，对保障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和谐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八大以来，为进一步处理好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公平与效率问题，党和国家提出一系列改革理念与举措。
④共享发展回答了发展目标是什么、发展成果怎样共享的问题。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是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⑤共享发展将发展与民生改善统筹到发展的整体框架中，强调在坚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公平正义。
⑥。党的十八大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两个同步”思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两个提高”思想。⑦2013年2月公布的《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等主要目标，并拿出了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具体措施。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维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橄榄型分配格局正是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比重都比较小的收入分配格局。在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中，通过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帮扶，对高收入群体进行调控，从而使得社会大部分成员都能够获得相对富足的收入与平等的发展机会。“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与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一同构成了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
次为7.7%、7.7%、7.4%、6.9%和6.7%，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依次为15%、12.8%、10.4%、9.5%和8.4%。①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GDP增长率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虽然略有下降，但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且保持着稳定的同步增长态势。
2012年—2016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保持稳步提升，依次为72817元/人、78182元/人、83586元/人、89080元/人和94825元/人②；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即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也实现较大程度增长，依次为46769元、51483元、56360元、62029元和67569元。③在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的同时，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也实现较大程度增长，劳动生产力提高与劳动报酬增长实现了同步提升。
2012年—2016年，城乡居民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41.6%、
42.5%、43.7%、45.0%和45.6%④，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并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保持了较大程度的增长，分别达到16510元、18311元、20167元、21966元和23821元，增长率依次为10.6%、8.1%、8.0%、7.4%、6.5%。⑤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年上升。2011年—2015年，劳动报酬占地方生产总值合计的比重分别达到44.9%、45.6%、45.9%、46.5%和47.9%，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2016年，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进一步上升为51.9%，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为61.7%，继续延续居民收入占比稳步提高的趋势。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了同步提高。
“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形成，必须以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为主要手段。在调节过高收入方面，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限制国有企业高管的高薪和超高薪的举措得到切实推进，并在打击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违法高收入上取得明显成效。同时，进一步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与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并通过税收制度改革、推进慈善事业等举措来加强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
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方面，中共中央大力推进农村扶贫工作与城镇人员就业工作。农村扶贫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2年—2016年，按照农村每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的标准计算，农村贫困人口依次为9899万、8249万、7017万、5575万和4335
万人，5年共减少贫困人口5564万人。吸纳非农就业的水平显著提高，2012年—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平均吸纳非农就业172万人，比2009年
—2011年多吸纳30万人⑦。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与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的人数均保持在高水平，5年中帮扶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共计279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共计881万人⑧，确保重点群体就业人数的稳定。城乡差距缩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始终大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的数据，并将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进行合并计算可知，2013年—2016年，总收入分别为49712.9元、55455.8元、60651.7元和65813元，实现较快速度的增长。在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中，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速相对较快。2014年—2015年，中等收入户与中等偏下户的人均增长率分别为12.5%与9.5%，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只有7.4%与7%。2016年，中等收入户与中等偏下户的人均增长率为8.4%，略低于高收入户的8.6%，但从发展趋势来说，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快于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速①。201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扩大，已经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进一步收窄，2012年—2016年依次为0.474、0.473、0.469、0.462和0.465②，总体上保持不断减小的势头。
（2）完善初次分配制度与再分配制度。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改革思路，初次分配制度、再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重要成就。
初次分配主要包括政府、企业与居民三大参与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初次分配制度改革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劳动、资本、技术与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支持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大劳动培训力度、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建设等措施，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2015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50.2%③。
2012年—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分别为70914.2亿元、93064.3亿元、102817.2亿元和112007.8亿元，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46769元、51483元、56360元和62029元。④员工福利有较大提高，2012年—2016年，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分别为30426.8万人、32218.4万人、34124.4
万人、35361.2万人和37862.0万人。⑤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不断健全，居民收入来源日益丰富。2013年—2015年，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稳步提升，分别为1423.3元、1587.8元和1739.6元，占当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分别达到7.77%、7.87%和7.92%。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经营净收入，成为最大的收入来源。2015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分别为4600.3元、4503.6元。2013年—2015年，农民的人均财产收入逐年提高，分别为194.7元、222.1元和251.5元。⑦
再分配制度改革重在发挥税收杠杆和财政倾斜支付的作用，实现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内部之间收入差距的目标。税收制度改革瞄准“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总目标，不断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社会保险体系日趋完善。2014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15年—2019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逐年增加，依次为85833万人、88777万人、91548万人、94293万人和96754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逐年增长，幅度较大，依次为29265亿元、35591亿元、41980亿元、49208亿元和54492亿元。①
住房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②定位，着力解决住房结构性供给不足的矛盾，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以公租房、政策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并结合推进城镇棚户区改造和老旧小区改造，推动住房保障体系基本框架不断完善。2019年，棚户区改造开工316万套，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在2个省和8个城市开展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探索融资方式、群众共建等体制机制；持续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全面建成住房公积金数据平台。全力推进农
村危房改造，截至2019年年底，脱贫攻坚需改造的135.2万户农村危房已开工99.3%。③
城乡低保补助标准显著提高。城乡低保制度事关困难群众衣食冷暖，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建立健全低保政策法规体系，创新运行机制，推动低保工作落实。2014年，国务院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标志着以低保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正式建立。2016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6部门《关于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从政策衔接、对象衔接、标准衔接、管理衔接等方面，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2012年—2016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依次为1392.3亿元、1623.6亿元、1592.0亿元、1650.8亿元和1639.9亿元。城乡低保人均补助标准不断提高，2013年—2016年，分别较上年提升13.1%和17.7%、9.97%和14.1%、9.5%和14.4%、10.8%和17.8%。④
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网、社会稳定器，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关系国家长治久安。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总体布局中的角色不断转变，逐步从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发展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经济制度。2015年7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民生保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⑤作为落实共享发展的重要方面，“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当中。《建议》强调，要“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坚持精算平衡，完善筹资机制，分清政府、企业、个人等的责任”。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基本方针，从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出发，全面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改革成就卓著，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完善。
“四梁八柱”性质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社会保障制度数十项改革政策相继出台，各项改革措施落地见效，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制度设计基本完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得以合并实施，企业年金制度不断完善，职业年金制度正在建立，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制度加快试点，以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包括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加速形成。全面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医疗保险的异地结算和关系转移接续加速推进，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基本确立。
全民参保计划全面实施。这是实现覆盖全民目标、促进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的重要举措，是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指标之一。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截至2016年年底，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已分别达到8.88亿人、1.81亿人、2.19亿人、1.85亿人，比2012年年底分别增加了9980万人、2864万人、2879万人、3022万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13亿人，全民医保基本实现。中国扩大社保覆盖面的成就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2016年11月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授予中国政府“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①
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持续提高。2012年—2016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基本养老金从1686元增加到2362元，年均增长8.8%；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每月55元提高到70元；失业保险金年均增长11.3%；生育保险金年均增长8.1%。医疗保险待遇水平明显提高，2016年职工医疗保险和居民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分别为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和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从2012年的240元提高到2016年的420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覆盖人数超过10亿人，政策规定的支付比例不低于50%。②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待遇水平提高，有力地保障人民生活、增加群众福祉、维护社会公正。
社保政策适时调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面临转型升级压力和职工失业风险加大的形势下，党和国家对社会保障政策多次作出重大调整。2015年，国务院先后决定适当降低失业、工伤和生育三项保险的费率。2016年4月，国务院决定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费率。在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援企稳岗补贴，提高企业履行稳定就业岗位社会责任的积极性，促进职工岗位稳定和社会稳定，有力地支持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据不完全统计，仅2015年和2016年就有54万户企业领取稳岗补贴364亿元，惠及职工达6561万人。③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减轻用人单位负担、提高基金使用效率的社保新政策，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的顺利完成。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老年人安享晚年，是改革关注的重点之一。中央深改组会议两次审议《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推动出台《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着力提升养老服务质量，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得到更好满足。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积极推进，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实施，养老保险基金启动投资运营，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连续提高，有效保障了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
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建立。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直接关系各项社会保险政策实施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险公共服务规范化、信息化、专业化建设不断加强，从中央到乡镇的五级管理体系和服务网络基本形成。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社会保障卡持卡发行量超过10亿张，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更加便捷的服务。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一系列重要论断，作出全面系统部署，各地也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
利益协调机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2015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各地积极创新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机制，进一步拓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等第三方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制度化渠道；构建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组织化程度，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管理制度、就业和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对于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障国家安全，都产生了积极广泛深远的影响。
党内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有效推动了思想建党的步伐，其是我党自我革新实践中摸索到的特色经验，使党的优良传统被继承和发扬。党中央通过在党内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对党员的思想理论进行了武装，帮助党员的思想在进行洗礼后，能够对党的理论和奋斗的过程等进行重温，使得党员的精神气质不断提升，为凝聚党的力量、加强党的团结、提升为民服务的意识等提供了重要保障。尤其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活动开展后，广大党员干部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深入剖析这些主题教育活动的经验和启示，为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键少数”，大力改善党内作风，严明党的纪律，提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净化领导干部思想道德，提升道德品质，纠正不正之风，促进领导干部坚决做到“严于修身、严于用权、严于律己”。例如：对于形式主义（不重实效、图虚名）、享乐主义（贪图安逸，没有以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为主）、官僚主义（不作为、不负责任）、奢靡之风（铺张浪费）的人员给予严厉的惩罚。
回顾历史，党事业的成功主要取决于理论知识的研究运用。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学习、研究和实践走到了今天，在之后的时间里也需要依靠学习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因此，十八大以来我党所开展的四次主题教育中都着重提出了理论知识的学习。如：“四风”问题上要求党员干部需要认真地阅读和学习十八大报告中的内容，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进行学习，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观念和思想，使得党员的内心得到充实；“三严三实”要求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这一理论学习能够帮助党员明确自身的职责，严格规范自身的行为，在生活和工作中做到严格遵守政治纪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求党员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联系实际学和思考学。这些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为丰富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奠定坚实基础。
现阶段，为了能够紧随时代发展趋势，在开展教育时需要开展多样化的教育活动，以弥补传统单一化教育方式的不足，再借助多种创新的方式，增强学习教育的实效性。
中，成为其开展的主要载体，帮助党员深刻地了解党的最新方针和政策，从而使得自身的党性意识和身份意识逐步增强，帮助党员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发挥带头作用，时刻规范人们的行为。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过程中，能否对自身的问题进行公开和解决，积极进行自我检视等都成为执政党在执行时需要克服的主要问题。在进入到新时期后，我党积极开展了四次主题教育活动，这几次活动都提出了自身问题。例如：对当前出现的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精神懈怠的人员进行及时处理，并对破坏党的形象、人民期望值较差的党员进行处理。三严三实主题教育活动中，将主要的精力放在解决信念发生动摇、滥用职权等党员身上，在逐一地检查后，全面发挥警示的作用，使得党员的职责更加明确，积极投入到建设中国特色主义社会的伟大征程中。因此，这些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需要确定目标，以突出问题为导向，帮助党员掌握主题开展的目的，时刻规范自身的行为。
在主题教育活动中，通过广泛覆盖的宣传，提升了教育效果。首先，加大社会宣传的力度，以制定公益宣传专题方案，通过在机关单位或者乡镇等全面设置“两学一做”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宣传栏。并在公共汽车、地铁上等以滚屏的方式，对教育内容进行连续地刊播。其次，在重点区域或者人员密集的地方持续播放进行宣传，进而使得主题教育活动学习教育的氛围变得更加浓厚。最后，坚持新媒体宣传和传统媒体宣传相结合。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学习，可以更好地提高党员干部的学习效果。
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加大广大群众与党员之间的联系，在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中，需要充分重视民主问题，在加强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后，能够让群众在学习教育活动中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党员还需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促进自身的行为的规范。因此，只有在开展的教育活动中主动听取群众意见，顺应民意，才能使得这些主题活动有群众基础，才能促进主题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另外，要加强群众监督，在制度上需要保障群众的知情权。由于近几年一些政府机关在发布信息时并不及时，内容也不够全面，导致一些群众监督的力度不够。因此，应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主题教育活动的实践经受检验，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推向新时代，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在此大背景下，学者们进一步对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与高超的执政水平进行深入化、微观化与系统化的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这一内源性要素逐渐显露出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①。这是党中央作出的新时代加强党的领导力建设的根本部署，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研究提供根本遵循。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内学者们纷纷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历史轨迹、概念范畴、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以及提升路径等方面展开研究，形成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基于此，为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特征与趋势，进而对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深入研究提出一些建议。本文运用CNKI以及CiteSpace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成果进行科学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将“基础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经济与管理科学”作为限定文献分类目录，将“2012-12-08”至“2020-9-30”设为限定搜索时间，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党的领导力”“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社会号召力”以及“群众组织力”为内容，分别以“篇名”“摘要”“关键词”以及“全文”进行精确搜索。将搜索到的报纸、会议通知以及新闻报道等无效内容进行剔除，共得到有效数据241条，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
年度发文量能够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展现出相关研究的发展阶段、整体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从相对数值来看，2012年到2020年的年度发文量分别为10篇、12篇、8篇、16篇、22篇、20篇、58篇、52篇、43篇，整体上呈现出增长趋势，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前景较为乐观。2012年到2017年的年度发文量不太高，说明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研究已经显现，但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2017年到2018年的年度发文量拐点突现特征明显，说明2017年以后中国
共产党领导力研究得到快速发展，这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突出党的领导力建设的内容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论坛召开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数据反映出来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吻合。
主要研究者及相关研究机构也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衡量当前研究整体状况的重要指标，通过数据处理，可以直观地反映出研究者、研究机构的层次水平以及合作情况。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中，进行“作者”与“机构”的可视化分析，本文截取排名前十位的研究者信息数据，分别是：中共山东省东平县委党校王玉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胡月星、中共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胡宗仁、贵州财经大学何茜、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李雪勤、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刘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祝灵君、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奚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蔡礼强、中共四川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李锡炎。这些显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以及干部学院，这与机构的职责定位以及研究者的知识积累、研究兴趣和研究特长有着密切关联。贵州财经大学、中国纪检监察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机构及研究者亦包含其中，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的机构和研究者分布整体上呈现出较为合理的布局态势。需要注意的是，排名前十位研究者之间没有合作对象，说明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较为稳定的合作研究群落。
文献被引程度能够反映出研究成果的关注度，被引度高说明研究成果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通过对主要被引文献进行科学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可以从中观层面观察当前学界研究注意力的集中点，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出相关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通过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获得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被引频次前十位的论文排名，分别为：《乡村振兴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吴成林，2019）被引次数13；《不断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进一步筑牢党的执政根基》（李辉为，2018）被引次数12；《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统筹增强“四力”》（刘波，2018）被引次数9；《适应新时代新挑战，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祝灵君，2018）被引次数8；《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必要性、难点及路径选择》（纪中强，2018）被引次数7；《新时代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路径选择》（李玉良，2018）被引次数6；《党的领导力
与国家能力——兼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与经验》（祝灵君，2018）、《新时代党的领导力提升的内涵、缘由与路径分析》（黄清迎，2018）、《不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戴焰军，2018）、《执政党领导力的内涵与提升路径探析》（贺善侃，2014）等4篇被引次数均为5。
整体来看，被引频次高的文献主题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形成、内涵、地位等元研究内容，也包括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群众组织力、思想引领力等具体要素的研究内容，说明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研究注意力体现系统性与重点性的统一。深入研究发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具体要素的研究比例较高，说明学界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应用研究，这与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建设发展的实际需求相适应。下一步，应用研究比例高于基础理论研究比例的趋势会变得明显。
热点关键词分布是从微观角度对当前研究进行分析的重要指标，可以很好地确定某一领域中的研究热点问题。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共得到节点53个，连线77条。从中可知，政治领导力（58次）出现频率最高，领导力（41次）、组织力（38次）、基层党组织（26次）、新时代（25次）、思想引领力（17次）、群众组织力（12次）以及党的建设（10次）等关键词出现频率排名较为靠前，说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
对不同关键词的中心中介性进行科学统计，“可以观测到不同关键词媒介联络功能的强弱程度，数值越高代表其联系功能越强”②。政治领导力（0.34）、领导力（0.27）、新时代（0.22）、组织力（0.20）等关键词的中心中介性排名靠前，说明这些关键词的媒介功能较强，以这些关键词为桥梁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研究聚集。下一步，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会逐渐增多，一些创新性的观点可能会在这些领域突现。
学者的研究注意力与他们的知识积累、研究经历、研究特长以及研究兴趣息息相关，是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实际情况来看，学者研究注意力的转移充满矛盾。
科学研究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一群人的“大合唱”。这是因为，研究者之间合作数量少、合作程度低容易带来研究成果碎片化同质化、研究成果更新周期长以及个人学术研究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在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既要发挥个人专长、突出个人特色，也要强调团队意识、做到共进共赢。
元研究是指对某一领域、某一学科本身各种问题地研究，如学科创立背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定位、学科结构、分支学科、发展趋势等。元研究的发展是某一领域、某一学科发展的灵魂所在，能够为我们发现问
题、思考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提供根本理论指导。如果对某一问题的元研究重视不够，则会导致问题研究的逻辑思路零散无序，研究框架模糊不清，研究结果缺乏科学性与实践性。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研究而言，一定要统筹协调应用研究与元研究的协同互动关系，“要更多地思考其孕育形成发展深化的历史轨迹，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其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挖掘，对其概念范畴进行科学界定，对其科学体系进行系统概括。”③这应该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的核心重点。需要注意的是，政治领导力等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构成要素，推进政治领导力等内容的研究会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这个整体的发展，“但一定不能简单地将政治领导力等具体的构成要素等同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本身，要处理好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④
学术研究往往以特定的视阈或视角来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使我们得到对某一问题的独特理解。这种对问题研究进行整体观照和研究的理论工具我们称之为研究视角。从这个角度来看，由研究视角而衍生的研究方法属于元研究的范畴，研究视角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性的范畴。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与“领导力”难以融合的问题，其根本成因就是不同研究视角融合协同互动程度不够。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被引文献以及热点关键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来，党建研究视角相当突出，但是与领导力研究视角融合的程度不高。这就导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过程中，仍旧将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等内容作为主要抓手，将领导力置于低阶概念的范畴，在逻辑上不能积极主动地把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有机结合起来。下一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的过程中，要重点关注党建视角与领导力视角的协同互动，实现党建研究重点、研究资源与领导力研究理论、研究话语有机结合。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新时代只有不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的制度保证。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大力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的领导制度、组织人事制度、监督制度等协调推进，各项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制度治党成效显著。通过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的宝贵经验，对进一步提升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实践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更不会有中华民族重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成就。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要团结这么多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党的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因此，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制度建设的根本保证。上世纪末东欧国家剧变和苏联解体表明，党如果不占领制度建设的阵地，就会失去对制度建设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将面临亡党亡国的风险。
当前，我们党虽然取得了许多了不起的成就，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党在执政道路上依然面临着各种风险挑战，而且呈越来越复杂的趋势，这些风险挑战时刻考验着党的执政本领。在新时代，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是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让制度建设的领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对党中央的会议精神要加强学习领会，对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要遵照执行，决不能打马虎搞形式主义。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党的制度建设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确保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为维护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胜利果实，保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不动摇，需要提供制度上的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以零容忍态度反对腐败，一大批“老虎”“苍蝇”纷纷落地，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迫切需要用制度保障这一成果；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仍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风廉政建设需要继续坚持下去，迫切需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党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不断扎紧制度的笼子，进而更有效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严格用制度管党治党、维护党中央权威，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党的制度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就是要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始终都要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让人民充分享受到制度建设的成果。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的显著标志[2]。党的制度建设体现的是党的意志，必须要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思路和发展思想贯穿始终，要把人民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党的各项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放在首位，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据国情的变化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特别是坚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保持中国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特别是深入开展脱贫攻坚战役。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密切联系群众、
紧紧依靠群众是我们党在过去和现在战胜一切风险挑战、取得无数次胜利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展望未来，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党的制度制定和实施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弘扬优良传统，保持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关系，依靠群众，把党的制度规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营造全党全社会尊重制度、执行制度的良好氛围。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价值追求，也是党的制度建设的初衷。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相继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条例，仅在2018年就印发中央党内法规74部，使党内法规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通过不断改善党内政治生态，进而促使社会生态持续向好发展，让制度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使人民群众更加有幸福感、获得感。
植根中国土壤就是要求党的制度建设必须要与中国优秀文化、政治生活、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等相结合，用优秀文化滋养制度，用国家政治生活、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等共同推动党的制度建设和执行，确保党的制度建设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
不管是制度的文本本身，还是制度的制定过程，其背后往往都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与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主要有两重涵义：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也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有利于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调动党员参与制度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党的制度建设活力，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同时，民主集中制需要依靠党制定的各项具体制度、机制来落实。此外，党的制度建设还必须要与国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相适应。
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与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内法规制度必然会对国家法律法规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超级大党，党员干部遵守党章党规对整个社会形成尊崇国家法律法规的氛围有着重大影响；同时，也可以将一些成熟的党规制度体系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另一方面，国家法律法规体系对党的制度建设同样产生重要影响。科学完善的国家法律法规体系能够为党的制度建设提供良好的客观环境，一些先进的国家法律法规也可以转化为党的制度。
制度建设的前提是高质量制度体系的形成，而要形成好的制度则要确保制度制定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合法性，这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制度建设的基本规律以及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
加强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就是要注重从全局的角度来规划各项制度，同时使不同制度之间以及制度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之间相互衔接、协调、整合，谋求制度的整体功能。
的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需要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相互促进。要及时将党的建设成果上升为党的制度，同时将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和全过程，相辅相成。
加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
加强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就是要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相关制度制定程序，确保制度的信息公开性和透明性。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的相关要求，确保设计的制度同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相适应，符合党章规定；同时制度设计结果应该在规定时间内报备上级党组织，由审查机关进行相关审查，报送机关要及时落实审查结果，不断完善制度设计内容，提升制度设计的合法性。
一项制度管不管用，除了制度设计的系统性、科学性与合法性之外，还需要保障制度的执行力，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好的制度，如果不抓落实，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锁在抽屉里，制度就会成
为稻草人、纸老虎”[3]。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仅重视制度的制定，还通过采取学习宣传、发挥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完善制度监督检查等举措强化制度的执行力，确保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确保党的各项制度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于构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重要的意义。认真学习党内法规制度是全党的任务，全党同志必须要系统学习党制定的各项制度，不仅要学习制度的具体条文，也要学习制度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更要学习怎样执行制度，不断增强制度执行的本领，牢固树立按制度办事的信念。此外，党的制度建立之后，必须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采取会议宣传、新媒体宣传、干部教育等形式和载体，让全党同志充分了解党的各项制度的来之不易和显著优势，必须要倍加珍惜，真心拥护、执行，真正做到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
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制度一经形成，就需要全体党员同志认真执行。
强化制度的执行力需要健全和完善监督检查机制作为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4]。首先，要建立常态化制度执行督促检查制度，坚决杜绝制度执行不严不实现象。其次，要拓宽监督渠道，监督范围要覆盖制度决策、执行全过程，监督主体不仅要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还要注重发挥群众、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最后，要健全干部制度执行责任制，将制度执行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内容，对制度执行不力的严格追究责任，坚决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也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
历史是最好的参考书，学习党史，从中借鉴经验和教训，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提供前进动力。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党史是一部包含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革命史、奋斗史、励志史。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攻坚期，面对各种复杂严峻的矛盾和形势，回顾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充分认识学习百年党史的重大意义、传承和弘扬百年党史中蕴含的奋斗、担当和创新精神，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准确把握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意义重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党的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党成立之后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辛探索：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党从中吸取教训，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拿起武器用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秋收起义之后，确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成功打破国民党的多次“围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党带领红军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1935年召开遵义会议，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危险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主权。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1949年10月1日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立即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与作战，在历经长达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最终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1953年，全国在党的带领之下开始进行“一化三改”，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建立农村合作社，逐步确立起社会
主义经济体制，1956年年底“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确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在这一时期打破了美国封锁和苏联技术限制，独立自主进行科技突破，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发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成功实验，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等。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中国人民逐渐富了起来。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带领人民进行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1978年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1980年党中央根据国内发展形势在东南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促进经济发展。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主义的思想；1984年针对台湾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1999年中国重新收回澳门的主权，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的建设，中国从此强了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根据新的矛盾做出重要战略部署：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共建合作倡议，促进区域合作和共同发展；2015年主导建立亚投行，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亚洲金融方面的垄断；2016年落地建成世界最大的望远镜——中国天眼；2019年正式上线第五代通信技术；目前，我国已经从“一穷二白”跃居成为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第一大消费国、第一大制造国，并且在航天、高铁、卫星、航空母舰、5G基建以及杂交水稻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显著性的成果，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胜利，2020年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的伟大任务，2021年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冠疫情阶段性胜利，为世界做出了中国典范。近百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创造，实现伟大飞跃，使中国人民逐渐富裕起来，中华民族逐渐强大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
从百年党史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自从成为执政党，就始终引领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始终发挥着先锋作用，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站在整个时代的视角上，面对国内外各种复杂严峻的新形势，了解党的历史，感知党的光辉和魅力，理解党的深刻性和科学性尤为重要。作为更年轻的一代，我们更应该立足于学习党的历史，加深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理解，从中得出规律性认识，用这些认识去指导具体的实践行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我们始终坚信当前的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之下，一定能够奏出更加华丽的乐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通过近期自学，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主要有以下四点感受和启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就是力量。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建党百年历史经验的深刻凝练，是引领我们谋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要在学习党史中进一步感悟其中的思想伟力，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实质，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推动南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从南湖红船上寻找光明的“摆渡人”，到驾驭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航者，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历尽千辛万苦，用星星之火点燃燎原之势，用鲜血生命照亮神州大地，彻底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落后面貌，夺取了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跨越。回顾百年风雨征程，可以说，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奋斗史，我们要传承好这种奋斗精神。南通也是一座奋斗的城市，去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通时点赞南通“好通”、沧桑巨变、生活幸福，同时指出“这样的幸福生活，也是你们自己亲手建设出来的、奋斗出来的”。去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700多万江海儿女的共同奋斗下，南通经济总量顺利迈
入万亿元台阶，人口历史性实现净流入，省委点题南通，要求高起点、大手笔建好江苏开放新门户，融入苏南、拥抱大海，实现更多的“天堑变通途”，再来一次高质量发展的“沧桑巨变”。当前，站在新一轮大发展的“风口”，南通更要以奋斗者的姿态“御风而行”，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全方位融入苏南、全方位对接上海、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对于本人而言，更要矢志不渝、全力协调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加快落实落地，为奋力打造长三角一体化沪苏通核心三角强支点城市提供强有力的坚实基础。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等等，都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在南京召开座谈会时强调：“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只要是人民群众欢迎、咧嘴笑的事，再难也要干到底；只要是人民群众不高兴、撇嘴的事，就坚决不要干”。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呼声诉求放在第一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比如安全生产，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部署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压降生产安全事故，归根结底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大局稳定。接下来，还将结合深化安全生产三年专项整治和省委危化品巡视整改等工作，继续一以贯之、一抓到底。比如五山及沿江生态修复，五年来，市委、市政府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清理腾退“散、乱、污”企业203家，真正还岸于民、还绿于民、还江于民，实现了“近水可看长江、江上可揽五山”的生态修复效果，得到老百姓的一致赞许。接下来，还将精雕细琢，高品质、高标准建设具有国际水准和南通特色的滨江“城市客厅、国际街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再比如，市委、市政府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将鼓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确定了今年全市17万人的扩面参保任务，目的就是要让南通百姓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解决好后顾之忧。
纵观百年党史，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使命担当。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
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带领人民胜利走过了革命之路、建设之路、改革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目标离我们也越来越近。当前，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使命在肩。对南通而言，当前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视察南通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对于本人而言，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建设发展好张謇企业家学院、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要求。近期市委、市政府对张謇企业家学院和唐闸片区体制机制专门作了明确。5月26日，三省一市签订了共建张謇企业家学院协议。接下来，我们将以建设唐闸张謇企业家学院新院区为重点，加强与各方合作，努力将张謇企业家学院建设成为国内知名、国际上有影响的企业家教育培训基地，以实际行动复兴中国近代工业遗存第一镇。
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这一论断振聋发聩，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的极其重要性，更加自觉地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创新、健全和完善。狭义的党内领导制度是指党的领导工作与活动的规则和程序，是党的组织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它对党的领导机关的产生、构成形式及其相互关系，领导机关的权限、活动程序、工作指导原则以及领导体制、领导机制、领导干部设置等都做了具体规定。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领导制度，也是党的领导制度的根本原则。从建党开始，党就设计和确定了初步的组织结构。随着党的事业发展，党
的组织逐步壮大，到1927年党的五大时，将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全国、省、市或县、区、生产单位五级。之后，逐步改进完善，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从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到基层组织一整套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把数千万党员组织得井井有条，无一疏漏。
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其形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创始人。他们虽然没有提出“民主集中制”概念，但提出了以民主和集中相结合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和活动基本准则的思想，对党内民主和集中作了许多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所宣扬的“个人绝对自由”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指出：“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2]他们既反对只要集中、独裁，不要民主的密谋集团的“集中制”，又反对不要集中统一，只要个人意志的“自治制”。
列宁在领导俄国共产党的实践中，最初强调的是“集中制”。后来接受了
欧洲著名革命领袖罗莎
建立起来”作为加入共产国际的重要条件。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时候，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但那时还没有正式使用“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党最早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为党的指导原则，是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其中第二章“党的建设”第十二条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十三条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此后，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都确定以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
1945年，中共七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作了如下概括：“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3]
从党的七大到党的八大，总体看全党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解是正确的，贯彻是不错的。但1957年后，受“左”的思想和个人崇拜的影响，党内民主受到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得不到正确贯彻，“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它完全扭曲。虽然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仍然规定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实际上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4]
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民主集中制的提法有重大改变，提出“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放弃了从党的七大以来一贯强调的“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提法，并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六条基本原则：（1）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2）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3）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各级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4）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互相监督。（5）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6）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重申了这六条基本原则，但在总纲中恢复了“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传统提法。实践证明，民主与集中两者同等重要，不能偏废。
建党之初，由于党员数量少，又分散于各地，所以主持党中央工作的人数极少。1927年党的五大前，陈独秀说党在组织工作上的主要问题是党中央机关很不健全，仅有9个中央委员，还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经常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两三个人，有时甚至只剩下一个人。他在党的五大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5]。
鉴于这种情况，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领导。”在组织机构方面，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数量由四大的9人增加到31人，候补中央委员由四大的5人增加到14人。取消了四大以前对总书记职权的规定，第一次决定设立党的中央政治局，由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党的五大选出的政治局由8名委员、2名候补委员组成。政治局设常务委员会，由3人组成，处理党的日常事务。同时，对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的议事、汇报制度做了明确规定，从制度上确保党的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党的各级组织都要实行集体领导。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从二大起正式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所有重大决策和重要领导人员都是共产国际提出或同意的。1940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使命。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从这以后，中国共产党才有了完全独自的领导制度。
1945年6月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在第二章“党的组织机构”中规定：“各级党的组织之最高领导机关，在支部——是全体党员大会，在区、县、市、地方、边区、省——是代表大会，在全党——是全国代表大会。在各级大会闭会时期由各级大会所选出之党的各级委员会，即为各级党的组织之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凡能进行选举的地方，均须由选举产生之。仅由于环境或条件的限制，不能召开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时，方得召集代表会议选举之，或由上级组织指定之。”
战争年代，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对军队的领导。军队的领导制度，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党的领导制度的特点与优势，这就是“党委制”。我军的党委制，经历了建立、中断、恢复和发展的过程。1927年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秋收起义后，即在部队设立了党的委员会。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阐明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强调在红军中建立党的领导中枢，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奠定了党委制的基础。1931年11月，在“左”的错误影响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决定取消红军中的各级党委会，党委制由此中断。1934年，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先后在红6军团、红10军团设立了军政委员会，以加强党的集体领导。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的错误领导后，党中央采取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等多种形式，逐步恢复党
的集体领导。1937年7月以后，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军分区先后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军事和政治工作。1945年，党的七大决定，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党的各级委员会。此后，各部队陆续重建党的委员会，军政委员会随之撤销。1947年，总政治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中，规定了党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职权，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各级党的委员会是各该部队领导和团结的核心。
194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党委制是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党委制为党领导军队规定了基本的行为规范，即规定了党委的根本职能和职权范围是统一领导军队工作；规定了党委领导的最高原则是集体领导；规定了党委决策的执行方式是首长分工负责制。
党执政初期，事实上的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制度延续了很长时间。由此派生出的官僚主义、家长制、领袖崇拜、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党内民主缺失、党员权利得不到保障等问题相当突出。到了“文化大革命”，甚至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长期形成的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党内领导制度基本废止。
“文化大革命”后，通过全面拨乱反正，党的领导制度逐渐恢复，党的生活逐渐正常。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尖锐地揭露和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领导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兼职、副职过多，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政工作都会受到影响。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篇讲话还部署了领导制度改革方面的工作，如成立党的顾问委员会，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而不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讨论、决定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等。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党的领导制度改革，都是遵照这个方向进行的，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改革还有许多任务没有完成。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党的十三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党政分开”，指出
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是党的领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后来的实践证明，所谓“党政分开”并不能完全做到。因为党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不可能与“政”完全分开，只能是有限度的分开，或者叫“党政分工”，所以，党的十八大后，不再笼统地提“党政分开”。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制度中变化最大的是党内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时特别讲到“民主太少”的问题。党内民主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的基础性制度。“让民主多起来”成为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向。党的十六大报告做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论断。
党内民主制度指的是，党基于自身的性质、任务和宗旨决定的，由全体党员按照平等、少数服从多数以及尊重并保护少数的原则决定和处理党内一切事务的制度规定。党内民主制度主要涉及有关党的代表大会、党员权利、集体领导和党内监督等四个基本方面。其中，党的代表大会和集体领导是实现党内民主的基本形式，保障党员权利是实现党内民主的基本前提，党内监督是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保障。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必须根据党章的规定来进行，不能脱离和违背党章。党章中关于党内民主的规定构成了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
党的十六大后，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迈出新步伐，先后颁布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中央政治局带头执行重大问题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在党中央的带动下，各级党组织做出的决策，凡涉及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事项，都广泛地实行听证、公示等民主决策制度，对那些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实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使决策更加地科学化。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机制更加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已经成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在基层党内民主制度方面，形式丰富多彩，大多数基层党组织实行了直接选举，各地在此基础上还探索了一些发展基层党内民主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基层党支部领导制度、地方党委领导制度、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地方党委领导制度是党执政治国的重要制度。2015年12月，中共中央为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地方委员会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促进党的执政目标的实现，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在1996年4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明确提出，省市县三级地方党委作为本地区的领导核心，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党的奋斗目标实现上居于关键位置、
负有重大责任。完善这项制度，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的突出亮点是，强化地方党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制度机制，突出地方党委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党委必须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书记必须履行抓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专职副书记职责主要是协助书记抓党的建设工作，常委会其他委员履行分管领导从严治党责任。常委会应当定期研究党建工作，每年至少向全会和上一级党委专题报告一次抓党建工作情况。《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在健全地方党委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的制度基础、完善地方党委运行机制等方面作出了相关制度设计。强调了地方党委的重要性和职责，即在本地区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对本地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行全面领导，对本地区党建全面负责；明确了地方党委实施领导的边界，厘清了党委和政府的关系，规定地方党委主要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等。《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突出强化了全会的决策和监督作用，对全会和常委会决策事项作了细化，提法更加明确。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强化了地方党委常委会其他委员履行分管领域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强化了地方党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制度机制；强化了全会的整体功能，更加重视发挥全会的决策和监督作用。地方党委领导制度的这些规定，有利于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党委常委、委员三者权力边界更清晰、权力运行更规范，有利于党内政治生活良性化，有利于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我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中央”的作用历来极其重要，直接影响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非常重视“中央”的建设。1923年，党的三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党的五大后，适应形势任务变化，在多次修改党章和制定一系列重要法规文件中，不断健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正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革命才得以一步步走向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才不断向前推进。历史表明，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基于这一认识，202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深刻总结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实践经验，着眼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对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领导体制、领导职权、领导方式、决策部署、自身建设等作出全面规定，为保证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地位”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党的组织体系的大脑和中枢，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领导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各方面工作，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重大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各级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都必须自觉接受党中央领导。”
在中央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原则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明确规定：（1）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2）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3）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4）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5）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实行正确有效集中，维护党的团结统一。（6）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强化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的政治自觉，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制度优势的论断，并在党的制度建设和政治生活中全面推进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取得了从严治党的显著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
解决面临的国内外重大问题，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生机活力。他多次阐述民主集中制和领导制度，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领导制度建设提供了新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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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智囊团”系列№246（16篇）党史学习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素材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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