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廉洁文化建设强大力量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同志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廉洁文化是人们在实。
讲稿：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廉洁文化建设强大力量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同志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廉洁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长期形成的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行为规范、价值理念和思想意识的总和。根据文化的构成，可以将廉洁文化分为精神内核底层、规则制度中层、器物表层三个方面，其中精神内核底层起着根本性作用。廉洁文化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底蕴支撑，更是一体推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基础性工程。要维护好党、政府、社会风清气正的生动局面，就必须从历史中总结经验，进而推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基于此，重新回顾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廉洁文化建设的百余年历程，在总结经验中把握廉洁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充分领会其所内含的价值意蕴，对于纵深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历史脉络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廉洁文化是塑造马克思主义政党灵魂、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廉洁形象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卓越典范，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断推动廉洁文化建设，不仅取得了党风廉政建设的巨大成就，更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巨大勇气和善于保持清正廉洁的强大能力。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廉洁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外受列强欺压和侵略、内受“三座大山”的剥削与压迫，生活极端困苦。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消灭外来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的光荣使命。廉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鲜明特质，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成功密码。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立新中国这28年间党风廉政建设的早期探索，为后来廉洁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党的纪律单独列为一章，从宏观上奠定了全党廉洁自律的主基调。同时，党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明确指出，每个党员在党的利益面前都应“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面临着革命任务繁重与党组织规模狭小的突出矛盾。针对这一矛盾，党中央决定加大党员发展力度，加强党在各条战线上的组织力量。但是，部分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出现了“一味求快”的现象，忽视了对党员质量的把关，导致党内涌入了个别投机分子和贪腐分子。对此，1926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对惩治腐败问题展开了专题研讨，出台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对党内出现的贪腐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惩治腐败提出了具体要求。1938年，党中央针对革命根据地发生的贪污腐败问题颁布了《中共中央边区中央局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明确了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要求对出现贪污行为的公务人员从严处理。1942年，党中央开展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加强党员干部信仰信念教育来增强全党廉洁自律的思想意识。1947年，针对土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成分不纯的问题，党中央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开展“三查”“三整”运动，有力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觉悟。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政治警示，并提出了防止党内麻痹、松懈的“六条规定”，加强对党员的思想和心理教育，为廉洁文化在党内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廉洁文化建设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将廉洁文化建设的内容同党在不同阶段革命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党在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相结合；二是采取多样化的廉洁文化建设方法，既有廉洁思想教育，又有严厉的规章制度约束，还有定期整党的强大震慑；三是廉洁文化建设的范围囊括党内和党外，既有对党组织内部贪污腐败行为的自查自省，又有对党组织所到之处周边群众的廉洁意识教育。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廉洁文化建设的拓展与曲折演进
这一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巩固和维护好新生的人民政权，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进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清正廉洁的党内风气和社会氛围保障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信心，因此廉洁文化建设在这一阶段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1949年11月9日，为加强和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从制度上加强了对全党的纪律约束。1950年5月1日，针对党员数量激增带来的党员质量下降的问题，以及党的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和平胜利的环境带来的部分党员居高自傲，甚至出现思想“滑坡”、生活腐化堕落的问题，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了党全面执政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进一步密切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和政治修养，党内的贪腐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此外，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并指出“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1951年12月，党中央作出了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揭发披露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与国家机关内部腐化堕落党员干部从事不法活动的行为。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全国城市范围内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要求对“三反”运动中出现的“五毒”现象予以严厉打击，塑造厌恶贪腐、崇尚廉洁的社会风尚。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的主要矛盾，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对党员践行群众路线、反对特权、遵守党纪国法、遵守共产主义道德等内容作了详尽规定，从思想、制度等方面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部署，廉洁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廉洁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四个注重”：一是注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同党员干部的党纪国法教育、廉洁从政教育相结合，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夯实党员干部厌恶腐败的思想根基；二是注重廉洁文化建设同党的现实任务的密切联系，通过整风整党严厉打击党内的贪污腐败现象，以保障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三是注重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作用，通过宣传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党员干部的先进事迹，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学模范、做模范的动力与热情；四是注重发挥如《红旗谱》《海瑞罢官》《雷锋》等文艺作品的潜移默化作用，增强党员干部心中的艰苦奋斗意识。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廉洁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但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拜金倾向、享乐倾向、奢靡倾向等不良习气也对党和国家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面对改革开放背景下党和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廉洁文化建设必须实现与新时期时代条件相符合的创新发展。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对党员义务的表述中增加了“克己奉公，绝对不得假公济私，损公利私”。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统一全党思想步调，整顿各级党组织的各项作风，加强全体党员的纪法观念，净化党的组织成分，厘清了各级党员干部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认识。1989年8月，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要求全党要反思改革开放10年来党内滋生的消极腐败现象，反思由于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导致的脱离群众、损害党的形象及威信的行为举止，并严厉查处利用职务权力贪污受贿的典型案件。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指出：“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1997年，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推进了廉洁文化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进程。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深化了反腐败斗争的总体要求，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十六字方针。2005年12月，党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深刻总结了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原则进行了科学谋划和系统部署。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廉洁文化建设有以下特点：一是廉洁文化建设的范围不断扩大。比如，中共中央将廉洁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涵盖了党、国家、社会各个方面。二是廉洁文化建设的话语表述更加明确。比如，2009年，中央纪委等六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廉政文化”作为单独命题被正式提出。三是廉洁文化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进程不断加快。比如，中共中央根据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先后制定了多项党内与廉洁自律相关的规章制度，确保廉洁文化建设“有法可依”，使得廉洁文化建设的布局、目标、任务更加明确。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不断迈向新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两个大局”背景下新的时代任务，强调要注意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风险，管党治党务必从严，时刻警惕“四种危险”和“四大考验”。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诸多新思想新战略新论断，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2012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八项规定”，迈出了新老领导集体交接后整顿党风的第一步。2013年1月，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敦促各级党员干部要带头保持好我们党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并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清正廉洁的价值观念。201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强调，各级干部培训机构要将廉洁从政教育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通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廉洁榜样，深入学习剖析典型违法案件，筑牢其抵御腐败的思想防线。2015年4月，中共中央对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从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开展了“三严三实”的主题教育。2015年10月，中共中央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将此前的“廉洁从政”延伸为“廉洁自律”。2022年1月，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首次提出了“廉洁文化”的重大概念。2022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原则、目的、具体要求、重大意义作了明确阐释。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和部署。2024年4月，中共中央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深入系统地学习党内法规，增强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总体来看，新时代10多年来对廉洁文化建设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发挥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在一体化推进“三不腐”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廉洁文化”的概念内涵进一步拓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家风家教等与廉洁相关的文化形态都可以纳入“廉洁文化”的概念体系中。三是廉洁文化建设的路径方法更加科学化、多样化、规范化。我们党除了通过理想信念教育来强化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外，还通过积极发展党内健康政治文化来引领廉洁文化建设，更加注重发挥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精神滋养作用，提高领导干部家风文化建设在作风建设中的地位。
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必然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廉洁文化建设的百余年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经验，对于新时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廉洁文化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永恒主题
党风廉政建设是关乎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纯洁性的基础性工程，而廉洁文化建设则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廉洁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党员干部的廉洁教育，帮助党员干部自觉形成廉洁自律的心理意识；通过设立廉洁机构、制定廉洁规章制度，从外部对党员干部形成震慑和约束。回溯党的百余年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武装斗争过程中以及局部执政实践过程中党内出现的部分党员干部贪污腐败、严重浪费的现象，党开展了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整党运动，制定了一系列约束党员干部行为规范的文件、法规、制度，对廉洁文化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针对党全面执政后部分党员干部放松自我管理、自甘堕落的现象，党运用整风整党的形式开展了“三反”“五反”“新三反”运动，其中都有关于治理贪污腐败的内容，推动了廉洁文化建设的拓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出现的拜金、享乐、奢靡等不良倾向，党不断完善反腐倡廉的各项规章制度，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促进了廉洁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着力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着重强调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培育党员干部的廉洁心理、廉洁意识、廉洁道德，不断开辟廉洁文化建设的新境界。从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历程看，廉洁文化建设是贯穿这一过程始终的主题。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反腐倡廉实践，都离不开从思想、灵魂深处引导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由此可见，要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就必须注重培育党员干部厌恶贪腐的廉洁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不想腐”的最终目标。
（二）不断推动廉洁文化建设范围向全社会延伸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有机体，各个要素在社会运行过程中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保持清正廉洁的关键就在于要处理好党员、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同时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廉洁教育，端正人民群众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认识，促使廉洁意识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发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时刻用廉洁自律要求自己。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以三大优良作风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引导教育群众同党员干部保持亲清的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依靠群众力量，发动群众开展整风、整党运动，通过群众参与、群众监督的形式整顿党的纪律、作风，促使人民群众在整党、整风的参与实践中逐渐形成廉洁意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群众性教育，并提出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提倡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八荣八耻”教育，以直接和间接的教育方式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廉洁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运用廉洁文化产品和文艺作品进行群众教育，极大程度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廉洁的认识。由此可见，廉洁文化建设范围不能仅局限于政党组织内部，而要体现于国家、社会、公民等各个层面。因此，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还需要尽可能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本领来推动廉荣贪耻社会氛围的形成。
（三）不断加快廉洁文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进程
廉洁文化建设不仅需要思想教育、价值引领、行为规约，更需要外在的制度保障，只有建立并不断完善与廉洁教育、廉洁理念传播配套的廉洁文化制度体系，才能充分发挥廉洁文化的预期指引、评价约束、团结整合等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因而，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在已有的法规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廉洁文化的制度化、规范化进程。从中国共产党廉政制度的百余年探索历程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行使专门监督权力，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巡视制度，对基层党组织开展定期巡视，还颁布了与党、政、军相关的纪律条例条令，开启了廉洁文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的初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通过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体系全覆盖，并通过在政府系统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来负责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纪检监察工作，还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规章进一步推动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进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经济建设与反腐倡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逐步健全完善党内纪检监察体制机制，重新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责，并在国务院设立监察部负责政务监察工作，通过整党的形式查处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败行为，并推动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一体化推进，大大加快了廉洁文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通过出台整顿作风的“八项规定”，改革纪检监察体制，推动政治巡视的全覆盖，推动建立党内集中教育制度，不断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将廉洁文化制度建设推向了新的高度。综上来看，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廉洁文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的探索，在百余年探索中廉洁文化制度体系得到了不断完善和发展。新时代新征程，只有继续健全廉洁教育制度、腐败惩防制度，不断完善党的纪律、组织、思想、作风法规条例，才能确保廉洁文化的功能得到充分释放、廉洁文化建设的实效得以充分彰显。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廉洁文化建设是权力监督、制度约束、思想教育同步推进的系统性工程，其重大意义可以用“三个有利于”来概括：有利于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有利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利于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
（一）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任何政党都是本质、底色和气味三者有机结合的统一体，三者相互贯通、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政党，清正廉洁是其固有的政治本色，其性质、宗旨和政治本色又通过党的作风集中表现出来。廉洁既关乎我们党对自身性质、宗旨的坚持，也关乎我们党对自身政治本色的守护，还关乎我们党对外形象的展现。因此，廉洁文化建设对于确保党的“三个不变”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程。
第一，廉洁文化建设是确保党的性质、宗旨不变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典型代表，自成立之日起就向外界表明了一心为民的根本政治立场，并且在百余年艰辛实践中始终将为民造福作为坚定的奋斗目标。倘若一个政党不能抵住腐败“糖衣炮弹”的穷追猛打，也就意味着这个政党背离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将会面临其执政地位被取代的巨大风险。因此，只有大力弘扬廉洁文化，用廉洁奉公、公而忘私的价值理念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深刻认识，才能确保我们党始终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二，廉洁文化建设是确保党清正廉洁政治底色不变的现实需要。清正廉洁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政治标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涌现过诸多致力于拯救国家危亡的资产阶级政党，但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自身具有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将无法逃脱腐败的陷阱，更无力于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辉煌。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近代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天然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拥有着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彻底革命性。也正是由于这种彻底革命性，中国共产党才以廉洁自律的形象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烙印。由此可见，廉洁文化建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征程中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更是保证党始终能为人民群众爱戴、拥护的关键所在。因此，只有在党内形成廉洁自律的良好风气，不断塑造党员干部的廉洁人格，才能够不断彰显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政治底气。
第三，廉洁文化建设是维护党的廉洁形象的外在保障。作风是一个政党形象的直接体现，有什么样的作风就有什么样的形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廉洁作风建设。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敢于自我革命的巨大勇气和善于自我革命的卓越智慧，通过建立廉洁制度、完善党内规章制度、定期开展针对性的反腐败斗争，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清正廉洁、严谨自律的政党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因此，廉洁文化建设不仅能够将廉洁意识融入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意识之中，更能通过这项工作向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坚强决心和强大毅力，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二）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贯通起来，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把不敢腐的震慑力、不能腐的约束力、不想腐的感召力结合起来。”廉洁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不仅是对一体推进“三不腐”客观实践的主观反映，同时还对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强大的反作用。
第一，廉洁文化建设能够为党员干部筑牢“不敢腐”的震慑红线。透过现象看本质，诸多贪污腐败行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滑坡，漠视党章党规，对党的廉洁要求学习不深、理解不透，为腐败行为提供了趁虚而入的机会。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立案审查调查的腐败案件438.8万件，涉及470.9万人。腐败案件之多、涉及人数之广，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念。此外，党的纪检监察机关还通过播放反腐败专题纪录片等形式来强化对党员干部的纪法教育，使党员干部深刻意识到腐败的危害，从而不断提高党员干部“不敢腐”的思想认知水平。可见，廉洁文化对党员干部树立“不敢腐”的思想意识具有显著的引导作用。
第二，廉洁文化建设能够为党员干部筑牢“不能腐”的制度底线。制度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武器，是带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的重要任务，关系着反腐败斗争的实效与成败。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在管党治党中的科学作用，先后确立了纪检监察制度、政治巡视制度、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制，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一系列法规条例，从而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的科学化、系统化、制度化。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廉洁制度作为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防止贪污腐败具有重要制约作用，是党员干部与贪腐行为之间的一道“屏障”。
第三，廉洁文化建设能够为党员干部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从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历程来看，党内之所以出现贪污腐败行为，是因为部分党员难以正确认识贪污腐败的本质及危害，对贪污腐败的态度经历了由“痛恨”，逐渐转变为“不痛不痒”，再到潜意识里“默许”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这种巨大变化，与党员干部自身思想认识水平不高、道德素质修养不够有关，与日常廉洁教育不到位同样有关。因此，要充分发挥廉洁教育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基础作用，推动廉洁教育深入学校、社会、机关等各个领域，将廉洁教育纳入党员干部日常工作的全范围、全链条，坚决杜绝廉洁教育的形式化、表象化，推动廉洁教育走深走实、入心入脑。只有这样，才能激活廉洁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让廉洁自律的种子在广大党员干部心中开花结果。
（三）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
如果说“廉政文化”的目的侧重于规范党员干部权力使用的话，那么“廉洁文化”则是侧重于对党、国家、社会的广泛性要求，更有助于人民修养的提高和民族品格的塑造。对于党和国家来说，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为政清廉、廉洁奉公；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廉洁文化建设则有助于形成廉荣贪耻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一，廉洁文化建设是提高人民精神生活质量的时代要求。要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氛围，就必须提高廉洁文化在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中的比重。只有让廉洁文化在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推动廉洁理念外化为人民群众的外在行动，从而形成崇廉尚洁的社会氛围。文化是对物质生活的反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跃升，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特别强调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不断健全廉洁文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增加廉洁文化产品的创造与供给，拓展廉洁文化的传播手段与途径，为人民群众提供享有廉洁文化的平台与机遇，从而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质量，加速推动廉荣贪耻社会氛围的形成。
第二，廉洁文化建设是端正社会价值理念的内在需要。社会价值理念指的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社会成员的思维范式和行为范式，包括对社会事件的认知角度和评判标准，是维系社会稳定运行的精神纽带。在我国，起到维系社会稳定发展纽带作用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丧失凝聚力和向心力。廉洁文化所倡导的清白为人、正直做事、廉洁从政的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内含的文明、平等、公正等因素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深刻彰显了文化与价值观的辩证关系。因此，只有不断加强廉洁宣传和廉洁教育，使廉洁公正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成为人民群众广泛认同的社会共识，才能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染力和穿透力，进而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三，廉洁文化建设是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相一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最主要的特征是社会性，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其行为举止构成了人类社会特有的客观环境。因而，要想构建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首先要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举止。消极腐败行为的产生和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的交互作用密不可分，社会环境就是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在交流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由此可见，要改造社会环境，就要从改造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的思维范式和行为范式出发，运用廉洁文化的价值导向、批判净化功能，从主观和客观双重维度推动主体和客体形成清白为人、廉洁处事的思想意识与行为习惯，将消极腐败的苗头与倾向扼杀在“摇篮”之内，以达成全社会不想腐的最终目标。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